元朝通过专卖政策控制盐、酒、茶、农具、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贸易，影响国内商业的发展。可是元朝幅员广阔，交通发达，所以往往鼓励对外贸易政策，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。元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采取官营政策，并禁止汉人往海外经商。但实际上私商入海贸易的仍然很多，政府始终无法禁绝。元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，大体上与宋代相同。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模，贩运进口的有“黑厮”和“高丽奴”。
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，物资交流频繁，从而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。元朝时临安仍改名杭州，其繁荣并不因南宋覆灭而衰退多少。由于北方人纷纷南迁，城厢内外人口更加稠密，商业繁荣。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，地位重要，水陆交通便利，驿站最多，不但是南方国内商业中心，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。江浙行中书省居各行中书省征收的商税和酒醋课的第一位，城内中外商民荟萃，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，还有古印度等国富商所建的大厦。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，货物的运输量十分巨大，泉州的税收仅次于前朝首都杭州。然而在元朝末年色目军爆发亦思巴奚兵乱，导致外侨大量撤离，对外贸易中断而衰。
大都（今北京）是元朝的首都，在原来中都城的东北方建立新城，规模宏大，是全国政治、军事中心，也是陆路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中心。达官贵人、富商大贾多在此聚居，人口稠密，城厢内外街道纵横，商肆栉比鳞次，工商业很繁荣，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。
《元典章·户部·户计·籍册》中提到“斡脱户，见奉圣旨、诸王令旨，随路做买卖之人，钦依先帝圣旨，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”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在元朝，商人不仅待遇好，社会地位也有多提高。
正是因为元朝政府的宽松政策，给了商业空前的发展空间。即便是在元朝将“人分四等“的前提之下，依然出现了 “汉人、南人之地主富商更易发展，财富之数量日增，潜在之势力日大”的情况，可见元代政府对于地方管控的无力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元代的商业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，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，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也越来越多，造就了 “工商淫侈，游手众多，驱垄亩之业，就市井之末”的景象。由于元代缺乏对粮食的有力把控，因而民间粮食贸易盛行。
在元代重商的大环境下，由唐宋时期就已经形成的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“的格局被打破，年轻人不再以读书做官为唯一目标大多转而经商，出现了 “小民争相慕效，以牙侩为业，习成奢僭攘夺之风”。而元代这种重视商业，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，也成为后世对元代“嗤之以鼻“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但不得不承认，元代确实有很多民间士子依靠经商成为巨富的例子。浙江宁波的夏荣达，原本生活困苦，后从事海上贸易，积累了财富。以致最后家财万贯，“定海之言富室者归夏氏”。更有扬州张文盛“北出燕齐，南抵闽广，惫迁络绎，资用丰沛”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，充分地表现出了当时元朝政策的宽松以及商业的繁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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